年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会议召开40周年。40年来，与荒漠化这一重大环境问题进行抗争，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任务。

这一阳光充沛而又相对干净的广袤空间有很大潜力，有可能为地球村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

作为日前在内蒙古阿拉善盟举行的内蒙古国际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高峰论坛的一部分，大部分中外与会者参加了相关考察活动。“此次考察全程大约走了公里，考察了21个企业的基地和研发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厅长李秉荣总结说。

钱学森于年提出的沙产业理论构想认为，利用现代生物科学的成就，再加上水利工程、计算机、自动控制等前沿高新技术，一定能在沙漠戈壁建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农业，即农工贸一体化的生产基地——沙产业基地。

正是这次密集的实地考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沙产业所呈现的勃勃生机。

钱学森沙产业理论，一直是国内相关沙产业、荒漠化治理的指导原则。“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技术路线在沿途地方和企业都被奉为圭臬、身体力行。也正体现了此次论坛的主题“荒漠化防治、产业驱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从地方及很多企业在沙产业和防治荒漠化中的成效中，中国沙漠及沙漠化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对此更是深有感触。

变化之快　可以为师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国家林业局总工程师封加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向群等均出席了此次论坛。

荒漠化防治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徐南平指出，近年来，内蒙古建立生态治理、生产发展和当地居民生活富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有效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动作用。

封加平透露，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已经成为防治沙漠化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实践证明，土地荒漠化是可以治理的，中国已初步扭转了土地荒漠化长期扩展的趋势，荒漠化土地从上世纪末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平方公里。

“沙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刘恕表示。

一路上的交流中，外方专家表达了钦佩之情：虽然荒漠化防治和沙产业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有些工作还不尽如人意，但在中国发展速度之快、数量和规模之大都是令人震撼的，而且每次来都看到新的变化、想象不到的变化。重要的是中国找到了新的方向，让大家看到新的美好生态前景。

以色列布劳斯坦荒漠研究所教授奥尔洛夫斯基，已先后来中国15次。他感到，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老师，看到中国确实比较落后，给中国指出各种不足。但随着一次一次再来看，他说：“以色列有的，中国都有了，而且中国做得更为出色，我们从老师变为学生了。十年以后，很多新的技术是在中国，而不是以色列。”

作为他的老同学，荒漠化治理研究专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田裕钊解释，中国人学习了以色列的滴灌、日本的地膜，而且能把二者很好地结合，成为膜下滴灌，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遥控，可以达到节水、省工、增产、节肥、提高收入的目的。同时滴灌成本比以色列低7成。

田裕钊表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科学家对沙漠有很多畅想，诸如很多工厂直接可以生产糖、蛋白质等，后来也通过一些国际计划在非洲实施，他亲眼看到，非洲马里所建的风力发电装置、光伏发电装置后来却大都布满灰尘，坏掉废弃了。一些非常先进也非常复杂的技术在当地落地，当地很多居民识字不多，没法掌握，最终成为乌托邦。

但在中国，这些经常在世界各地考察的荒漠化防治专家看到了实效，也非常受感动，对此评价很高，认为中国人想干事，会干事，干实事，干大事。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依·佐恩，用俄文三个字母T开头的词汇来概括中国人：天才、忍耐、勤奋，能独创应对荒漠化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现在理论不少，但实践上没有中国人做得好。”

“防治荒漠化，我们只是私人小规模在做，政府没有组织类似工程。”蒙古国农牧业科学院教授斯·策仁达希、蒙古国草原学会会长德·道日力格苏仁也发出类似感叹。

什么才是荒漠化

刘恕介绍，年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供了为世界广泛约定的有关荒漠化定义及防治目标任务。依据《公约》，“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其明确了荒漠化的实质是“土地退化”。

《公约》还对防治荒漠化的内涵目的进行明确：防止和/或减少土地退化;恢复部分退化的土地;垦复已荒漠化的土地。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应小于目前有关部门公布的面积。”刘恕说，从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看，相关部门的荒漠化面积数值大于我国专门从事沙漠科学研究机构中科院原兰州沙漠所近3倍。“巨大的差别既影响防治荒漠化策略的抉择，也不利于国际间交流。数据错误会影响决策，一定要把沙漠、戈壁、荒漠化土地分开。”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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